《我的诗篇》：流徙途中如蝇如蚁的矿工诗人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纪录片《我的诗篇》共有六位主人公，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来自底层，都喜欢诗歌。这些底层工人中，有自杀身亡的富士康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镜头记录下这些工人诗人的劳作、生活、悲欢离合、死亡与新生。
陈年喜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优秀的诗人，他用诗在艰苦的环境里书写劳动、吟咏爱情，也用诗抒发悲欣、直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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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前面是死
炸药后面是生
我们这工作类似荆轲使秦。”
（陈年喜：《杨寨和杨在》）
去年冬天，如往常一样，在地下几千米深处的矿洞掌子面打炮眼时，陈年喜发现自己的颈椎病已非常沉重，低下头后常常抬不起头来。几个月后，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告诉他，别人像他这样早就躺到了床上，手术成功的概率只有20%，失败或不做的结果则是瘫痪。
“瘫痪和死了没有区别，我说做吧。”陈年喜的颈椎4、5、6节处被植入三块金属，结果出奇地幸运，12月，当我在北京的一个宾馆见到他时，这位身材高大、笑容和煦的矿工笑着说，自己已经可以骑摩托车了。
▲ 陈年喜坐在自家的门槛上
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危险，颈椎病、轻微的尘肺病、风湿病、右耳失聪，除了这些，矿山生活馈赠于他的，还有通过手机一字一句敲打在博客上的几百首诗歌。在病中，陈年喜有了更多时间检阅人生，发现在自己四个半十年的生命中，最有血气的近两个十年，都与矿山密切相关。15年间，他从一名架子车工到技艺娴熟的巷道爆破工，跟随大大小小的工队，流徙于祖国大江南北的金属矿山。
金属矿藏大多埋藏于久远地质年代形成的幽深底下，作为一名巷道爆破工，陈年喜的工作就是用手中的钻机和炸药，逢山开洞，不断向大地腹地掘进。“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谜宫。”陈年喜后来在博客中写下他在2001年暮冬时分，第一次进入矿洞时的感受。
这样的生活，就像走夜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由于孤单害怕，夜行的人都要吼几嗓子，既提振精神，也为自己壮胆。夜路歌唱。对现在的陈年喜来说，“我写，是因我对这个人世有话要说。而诗歌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日历上的情诗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陈年喜：《爱人》）
然而诗歌何以成为唯一？藏匿于陈年喜中年叙述背后的，实则是一位乡村文学青年曾经的情结与热望。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南商洛地区丹凤县，经济一向不发达，却拥有奇山险水，是出文人的地方。1987年，陈年喜高中毕业，同为丹凤人的贾平凹已凭借《浮躁》等小说在文坛声名鹊起。在那个文风兴盛的年代，身边又有榜样的力量，让他产生一个朴素的想法：“他靠那个吃饭，我们也能靠那个吃饭。”
陈年喜所在的金湾村有600多口人，每家分到的土地不足2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要作物。那是一个至今仍很封闭的世界。据长辈讲述，久居于此的村人为避清末战乱，从安庆举族迁来，他们至今仍唱着从南方传来的山调与孝歌，讲着异于当地的方言，陈年喜有次在外地打工，听到有人讲家乡话，一问才知对方是安徽人。读书要到一百多里外的县里，每星期交10元钱的饭票，县中的教学水平不高，每年只能考几个专科学生。撑到高中毕业，陈年喜断了继续读书的念想，揣着另一个关于诗歌的梦想回到村里。
多年以后，成为一名爆破工的陈年喜，仍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位种地，一位教书，一位打工，一位写诗”（《父亲的眼睛》）的四兄弟中的那位诗人，“那时老想着靠这个，怎么说呢？成本还是低，你可以在家里边种地，边写诗。”
客观地说，地里的农活并不多，干完活到山里放牛，有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挂在乡人嘴边的山调与孝歌，包含着历史兴衰、民俗记忆与黄土地里厮扯的人世悲欢，滋养了陈年喜最初的文学想象。所谓孝歌，是指在人死后，围着棺材籍以寄托哀思与超度亡魂的歌唱，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木匠父亲会唱柳琴戏、秦腔，还是唱孝歌的高手，家里还有厚厚几本毛笔誊写、红笔标点的歌本，从他记事起，谁家过白事，都请父亲唱。在陈年喜看来，“在那个生活特别贫乏、苦闷的年代，他们真的靠唱戏，唱一嗓子撑起来的。”
陈年喜现在还记得其中的段落。“一更里来英台哭嘤嘤，骂声爹娘好狠心。不念女儿年纪小，不念学堂曾许人”，是梁祝的故事。“提起古人我也有，张飞杀猪带卖酒。关羽喝酒没有钱，二人打斗在街边。皇叔刘备来相劝，从此桃园结义三”，又是三国的事情。这些日后成为他写作资源的记忆，也使他养成在漫漫打工路上喜欢乱想“人的，物的，历史的，宗教的”事情的习惯。
年轻的陈年喜开始写下大量诗歌，1992年，他在《陕西日报·秦风诗苑》发表了《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歌，从诗名便可一窥他写作的两个主题：青春与家乡。到1995年前后的几年间，陈年喜一口气写了四五百首诗，并发表了其中的一百多首，一位诗刊编辑在来信中欣喜地写道：“以我的判断，你的诗歌在全国所有诗人中至少排进前200名。”
▲ 陈年喜在写作
鼓励有之，但陈年喜却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写作无力支撑生活，后者正逐渐挤压着诗歌的空间。在此期间，他曾有几次外出打工的短暂经历。在上海，他帮一个杂志社卖报纸，陌生而阻断的城市生活，在日后回忆中甚至变成一种背叛：“一九八八年我对不住商洛/悄悄把上海/认了四年祖宗”（《我的商洛》）。
1997年，陈年喜结婚了。妻子是打小认识的邻居，对写诗的丈夫充满热爱。回报她的，则是一份难得的浪漫，2014年，在拍摄以陈年喜等六位诗人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期间，导演秦晓宇看到压在结婚相框一角已为雨水漫漶的一张日历，几乎失控，日历上印着陈年喜写于婚礼当天的诗篇：“爱人啊，……/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很快，儿子一岁多了。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年喜接到同学托人带来的口信：位于西秦岭南坡的灵宝金矿有个架子车工的缺口。简单收拾后，他离开土地，开始了没有退路的矿工生活。
十年孤独
“我拨开大地的腹腔
取出过金银 锡 铁 镍 铜
我把它们从几千米的地下捕捞到地上
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宝
交给老板再由老板借花献佛
交给祖国和人民
一些副产我留下了
——一点尘肺半身风湿疼 ”
（陈年喜：《内乡手记》）
“其实，我一辈子干的最好的是打眼，这真的需要很多灵性。”此后整整十年，陈年喜停止写诗，穿梭于祖国的广阔山河，打眼，放炮。
不同于日趋规模化与机械化的煤矿，由于品位低、风险大，在中国，金属矿的实际开采往往层层分包到私人老板手中，即使对于一些大型矿业集团来说也是如此。规避掉所有的员工保障与福利，私人老板带着两拨人——炮工和渣工，前者负责打眼放炮，后者负责清理爆破后的岩渣，完成承包的巷道开掘任务。
炮工风险很高，老板只提供设备，炸药等材料费用由炮工自己承担，报酬则按开掘的距离计算。“爆下来1米2000元，炸药材料费1000元，如果技术不到位，没爆不来，可能一分都挣不着还要赔。”
技术与体力的要求均非常之高，在水雾蒸腾、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噪声足有150分贝的地下巷道，炮工在一块狭小的面积上，要打一组8-10个间隔不足一指、深达2.7米的炮眼，直进直出，不能走形。正常情况下，一个爆破面需要打三组炮眼，分别为肩孔、腰孔和底孔，起爆时，腰孔先爆，以减小上下压力，最终炸出一段完整巷洞。
技术的高低取决于对岩石特性与力学结构的了解，如何以最少的炸药量，爆出相同效果。陈年喜举例说明，“一个掌子面你打要25个炮眼，我只要15个炮眼，一个月下来，你可能用了20箱炸药只能挣5000块钱，我只用10来箱炸药，就能挣一万块钱。”差别不仅在此，炸药用量直接决定工时，也决定老板的成本与跟在后面干活的渣工收入，作为整个工队的灵魂，大家都愿意与技术高超的炮工合作。
▲ 陈年喜和工友在打炮眼
陈年喜对岩石质地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掂量岩石轻重，以判断打孔数量，如果水钻带出来的岩屑比较粗糙，说明岩石松软，反之则表明岩石硬度很高。不断观察请教，在工地干渣工不到一年，陈年喜便转行爆破，从一名副手逐渐成为技术高超的炮工，并学会修理矿洞中的各种器械。
除了收入上的风险，炮工本身面临的危险亦无处不在。由于金属矿多蕴藏于庞大山系的深处，陈年喜的工作环境往往在几千乃至上万米的地下。有次，他在阿勒泰市一个近万米深的掌子面干活，“温度高达近50度，几乎不能穿衣服，一个班下来，十公升的水壶，要喝三壶水。”
为了省钱，老板把本应达到200米的起爆线缩至50米，“震耳欲聋，冲击破的气浪过来，像没穿衣服一样，全身发抖。”如果爆破不完全，处理残炮又成为令所有炮工怵头的事情。由于多支爆破队在同一座山脉作业，其他地方爆炸引起的塌方同样致命，存亡有时完全取决于判断危险的经验。
“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 银 锡 铁 镍 铜/……/一些副产我留下了/——一点尘肺半身风湿疼”(《内乡手记》)如诗中所写，比起一些致命的危险，对每个矿工来说，慢性病的侵蚀几乎不可避免。
除非停电与安全整顿，在完工之前，两拨倒的挖掘从不间断，在克拉玛依的一个山区，陈年喜曾连续工作近一年时间。几乎没有整块的睡眠，炮工的床头一般有个电话，渣工把工作面基本清理后，电话就打过来了，无论外面天气多冷，都得马上穿上不及变干的工作服出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半夜打电话”，是矿工们的一句口头禅。
“矿上的生活特别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陈年喜把这句话强调了两遍，由于矿山所在往往远离人烟，信号不通，有时候在山上待几个月，晨昏颠倒，完全不知外面世界。和工友们能说的话都说完了，在那些劳累而无法入睡的时刻，陈年喜唯一的救赎是读书。每次上山前，他宁可少吃一碗面，也要去书摊买本杂志回来。有时候书看完了，他便托下山买菜的工友帮他带几本。
没东西读的日子异常焦灼。有次，陈年喜把墙上贴的克拉玛依日报看完后，实在没东西看，就用洗脸水把报纸淋湿揭下来，晾干后再看背面。
除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陈年喜的书单很杂，还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以及《资本论》、《毛泽东文集》。
“我老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年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太宝贵了，要是不写出来，就可惜了。”尽管近10年没有写作，可那些不断累积的生命体验，正诱惑陈年喜再次发声。
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陈年喜：《炸裂志》）
事实上，那些包含了太多创伤体验的情绪，也需要通过诗歌得以宣泄与表达，这对一个敏感的人而言尤为重要。
“有些东西憋在心里。”尽管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也目睹了不少惨烈的灾难现场，陈年喜却无法像其他工友那样，将死亡看得司空见惯。虽然内心不想回到矿山，但身后的亲人、老板、工友不断提醒他这份工作的重要，那些无法说出挥之不去的心结，只有写进诗歌——“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 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炸裂志》)。
▲ 陈年喜
危险不计其数。去年冬天，陈年喜和弟弟在一个掌子面打眼，弟弟虽然干炮工更早，但技术并不如他，是他的副手。作业过程中，水钻的水管突然不出水了，陈年喜跑过去看，发现有块石头落下将水管砸断了。弟弟跑去找铁丝，陈年喜怕耽搁时间，留在原地尝试用手把水管接好。就在此时，头上忽然滑落下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陈年喜判断马上要塌方，起身就跑，跑出不到三米，一堆巨石轰然塌下。还有一次，陈年喜和工友在巷道中一边抽烟，一边等轨道车。说话间，一块石片从头顶落下，陈年喜让大家赶紧跑，跑出两步，一块桌子大小的巨石砸了下来。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那种生死一念间的幸运，见多了惨烈的死伤，陈年喜现在还有晕血的毛病，即使别人受一点伤，他也不敢看。
2011年，陈年喜在河南灵宝一个叫杨寨的山沟干活，担当他副手的是一个干了多年炮工的四川人杨在。干了一段，陈年喜有事回家去了，没过多久就听到杨在出事的消息——在处理残炮时，燃烧缓慢的炸药突然爆炸，杨在瞬间成了一团雾。
陈年喜被震得半天回不过神，后来他把这一幕写入《杨寨与杨在》一诗。诗中，那位“川西坝子上袍哥的后人/能吃肉喝酒 也能耐寂苦/头顶洋槐 白栎的八代落叶/如著作等身”的老伙计，“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他娘子从坝子上给我发来几回短信/说房后林子里夜夜有人哭”。诗的末尾这样写道：“这些年，商洛山已很少下雪/不知道杨寨和川西坝子/是不是也一样/雪没了，冬天还在”，诚然，那些刻写心头的惨痛，转型年代农民工兄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正如“雪没了冬天还在”，怎能轻易抹杀？
在另一些诗中，36岁的副手牛二，“最终，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弟弟十年的举人梦”（《牛二记》）；老陈（陈年喜）、老李、小宋，“我们每天/打眼、装药、爆破、吃饭、睡觉/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在一次“喝出了大半辈子没有的意思”的纵情豪饮后，老李被炸断了一条腿，小宋查出了矽肺病（《意思》）。
两年前的冬天，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已连续干了四个月的活。一天，他在刚下工后接到弟弟来电：母亲刚在县医院查出食道癌，已是晚期。
“完全奔溃掉了”，疲劳与伤痛一起袭来，他还不能倒下——矿上的事情离不开他，为母亲尽孝，也需要挣到钱。当天夜里，陈年喜用很短的时间，写下那首后来广为人知的《炸裂志》，第二天起来，照常上班，支撑他的始终是“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 陈年喜的家乡
矿山、家（乡），是联接陈年喜二十多年生活的两点一线，在一个二元诗歌世界里，矿山与祖国同构，家人与家乡同构，封闭落后的家乡却无力追赶祖国的步伐。正如青年作家刘丽朵在《编氓野史》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陈年喜一面略带伤感与欣慰地书写流徙途中如他一般如蝇如蚁的打工者为“白白胖胖的祖国”所做的贡献（《我们活得多像一群苍蝇》、《这一年》），一面又充满痛惜与自尊地书写着“生以苞米又还以苞米/带走的仅仅是一根/空空的秸秆”的爱人与“比一把宝刀还老/比一块青铜还沉/……/比一个小生还年轻/比一位花旦还要动人”的商洛（《儿子》、《商洛》）。
纪录片播出后，陈年喜受到很多关注。此番来京，他为录制一档电视节目，诗人与歌手在节目中结为对子，前者填词，后者谱曲演唱，逐对厮杀。舞台上，他穿着一身工装，被称为“炸裂诗人”。电话里，陈年喜说现在的自己有些迷茫——在创作中，难以将深切的生活经验融入诗中，有些为诗而诗的感觉——更有可能的是，惯于在夜路上唱歌的他，并不适应那样的生活。
我问他节目录完后，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可能还要回到矿上”，他说。此前，他讨论过开家小饭馆或报亭的可能，“我们不是学院派，确实需要生活来支撑写作。”——确切地说，是为他所熟的生活。
注：本文原标题《陈年喜：夜路上的歌唱》 作者：艾江涛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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